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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蜀光人物]韩永康:记忆中的父亲韩叔信
来源:蜀光中学   日期:2019-06-01    点击:

 

 

       我1937年生在重庆,跟着父母在自贡蜀光中学长大。在蜀光念书,又在重庆南开小学,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到初一。我家里规矩很多。在蜀光,你作为校长的儿子,不能有啥子特殊,规矩,礼貌,尊重。那时我年纪很小,对学校的事情并不清楚,但父母的言教身教对我们影响很深,这也算学校里的家风、家教吧,从小孩子养成比较好的品行。
       我现在回忆,我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父亲当时贯彻张伯苓教育思想,国民党、共产党都盯着蜀光这个阵地。怎么办?我怎么守住这个阵地,不受国民党、共产党的影响?首先他自己不能倒。倒了张伯苓的教育怎么办?他是校长,不能直接和国民党唱对台戏,每周还有总理纪念周。然后我爸实际上是支持共产党人,支持保护进步的学生。他干了很多好事,那时我们小,都不知道。我们那本书(按:韩老和哥哥韩永年先生编著的《韩叔信——张伯苓教育思想忠诚实践者》)上,有不少学生说,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干了什么好事。按张伯苓的教育思想,不让党派进学校,国共都不让进来。实际上对共产党并没有拒绝,共产党在学校里是隐蔽的。他实际上把国民党玩了。要有可能他是保护老师保护学生的,在档案里没有一件证据说他举报教师和学生。他救了张三李四,他从来不说。学生当时不知道,现在回忆,当时韩校长是了不起的。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文件已经将韩叔信视为危险人物。但直到解放,也没发现任何韩叔信直接支持共产党的证明,韩叔信还是立于不败之地。
       20年代国共合作时,我父亲是区分部的书记。他在当学生时是学生领袖(按:韩校长大学就读于燕京大学),很积极进步的一个人。4·12以后整个组织破坏了。从此后他不过问政治了,不参与政治了。那有杀头的危险。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。
      (1947年,韩叔信校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,次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。)当时,自贡盐商对蜀光中学的资助出现了问题。当时喻传鉴可能要回到天津南开了,那重庆南开就要交给韩叔信,但没有让他回蜀光,留在重庆南开,我也就到重庆南开上学。蒋介石三次请张伯苓去台湾,两次我都见到了,他给孩子们招呼时没注意碰上车檐了,这在文革还成了我的一个罪状。我父亲心系蜀光,他回蜀光向董事会推荐了唐世 芳当校长(按:接替代校长陈著常)。唐世芳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。唐世芳的铜像立在了杭州。快解放了,在学运中,我父亲在重庆南开代人受过,(离开了南开,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。)
       解放后有一些人嫁祸于人,说了很多不实之词。有的学生后来想回到蜀光来,我父亲看人品,不收。有的原来在我父亲手里没进蜀光的,所以感谢陈著常。这以后韩叔信在蜀光成了臭狗屎。陈校长挺好的,我们两家住对门,他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长大,都很好,现在我们还有联系。
       49年后,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分配有个方案,让他到中央民族学院(今中央民族大学)当总务长。他北大的同学,名教授,劝他留在北京,他说不能够自己提出干啥,服从组织分配。他就说,我是教书的,伺候不了人。所以他研究院毕业以后分去了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。当时要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到(在西安)。人家看他档案,他一生是从事中等教育,控制使用,把他留到西安。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中等处缺人,当了普通干事。但这个干事权力很大,是管西北五省的中等教育的,也包括中专,速成中学。速成中学是培养干部的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在教育处的时候办速成中学,有一整套的教学大纲、教学体系。当时中等教育处的处长叫张华莘,一看,韩叔信,你起草一个东西。我爸接受了领导的安排,就用心去做。你想,刚解放,我父亲满脑子都是张伯苓的东西嘛。我父亲把东西交了上去,处长在会上说,你怎么把国民党的南开的东西拿到我们工农速成中学里来了。我父亲他的认识,那还是先要有规矩。他想,培养人还分解放前后?他的东西就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。这件事,教育处的人还记忆犹新。这件事给这个领导印象很坏。
       后来大区撤销,先是西北军政委员会,然后是西北行政委员会。当时教育部解散时,没有把他分到学校里教书,把他分到西安市教育局,让他筹办教研室(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中等教育管理)。他到了西安市教育局,每天报纸、茶水这些事情,他就说,让我去教书吧。把我父亲派到西安市第五中学(东南中学,本是私立)教历史。他还给高55级当班主任。
       张锋伯当时是西安市的副市长,他是我父亲在天津南开的同事。我母亲从重庆坐船经宜昌到武汉,再到郑州转陇海线到西安。我母亲带五个孩子,从窗玻璃里看到一个大个子,就是张锋伯,说叔信接你们来了,他在那边有点事,一会就过来。我父亲从教育部分到五中,没有去找过张锋伯。56年,我父亲在街上碰见了他,问起来了。张锋伯问,你现在在干什么?在五中教书。张锋伯说,现在正需要人才,你应该到大学去。(56年时周总理有一个讲话,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,好像对文化人开始重视,要重视人才,培养人才,培养新的文化人。56年招生,从企业、机关、事业单位招的学生,可以上大学。)是这样才把他弄到西安师范学院(按:今天的陕西师范大学)历史系教书。他郁闷,但他没有去找过任何人,作为知识分子他很有骨气。你们要怎么弄就怎么弄吧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在西安师范学院不是正教授,也不是副教授,是个讲师。我们后来才知道,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,委员会的干部,如果分到大学教书的,去就是副教授。唯有韩叔信是讲师。这个有原因,上边说的那位处长张华莘,对我父亲印象很坏,在教育部解散的时候,他加了一句,写了“讲师”。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些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老先生对此事记忆犹新,说很为韩老抱不平。他的同学北大等的教授给他写的信,写的地址都是“韩叔信教授收”。我父亲在师大历史系的学生,对我讲,我父亲讲课讲得非常好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解放以后没有受到重用,原因之一是“特嫌”。没有人为他证明。第二个原因,解放前,虽然他是办教育,但接触的多是大人物,有些事说不清,没有人为他证明。档案上用他的结论是,不能重用,控制使用。过去你不是共产党员,有些档案你是不能查的。为了写关于我父亲的书,通过我妹妹去查,她是党员。(这样我才了解到这些。)解放前的历史总要翻出来。你要不是跟国民党有关系,怎么会让你当校长?张伯苓当过考试院院长,让你当校长当教务主任?说解放前夕回来,是带着特务使命回来的。他有张在尼亚加拉瀑布下的照片,都穿着雨衣照相,照片说明你是3K党。我父亲是这样的,你要我承认的,我没有,我不用申诉,要枪毙也可以。我父亲很郁闷。在解放前没有做什么坏事,保护学生,但是受到这样的待遇。他的郁闷是新旧社会改变以后对他的压力。
       1965年我父亲很可惜去世了。去世前发现问题,因为困难时期,肝脏出现问题,医生出于好意,给他补充葡萄糖。后来肝硬化,腹水,最后去世。我父亲当时什么病都没有,我现在想,用中医来说,是因为郁闷,生了很多闷气,伤到他到他的肝和胃。他那一代人,经历的事比较多。他还有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,有些话他不能讲,也没有人讲,所以就去世了。
       当时我从延安过来看他,他跟我讲过,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,把工作做好,把你母亲照顾好。65年,在医院讲的。当时心情是非常悲痛。我想他是很压抑的,尽管很郁闷,他不折腾这事,不仰人鼻息,很安静地、沉静地做好这一生。我们孩子也是,按部就班地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。
       父亲的历史又给孩子们带来灾难。我要求进步,要求靠拢组织。但结果是这样,我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,55年上高中加入共青团,57年,因为我不够团员标准,把组织闹得不纯洁,不先进,劝我退团。文革开始我就被打成了“三反分子”(反党,反社会主义,反毛泽东思想)。一直努力搞好工作,工作搞得不错。领导说,继续接受考验,直到90年代,一直没有达到党员标准。后来拉我我也不入党,我老伴也一直没有入党。
       我大伯父韩伯信是地主成分,担任过长老会会长。长老会,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,以为和一贯道是一个等级的反动组织。长老会会长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,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做的,这些人没有文化,不懂得。二伯父韩仲信,后改名韩立民,留学英国皇家医学院,国民党时担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,后成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东南亚地区的专员。后来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的御医,埃塞俄比亚医科大学的校长。当时好像学中国,搞造反,二伯父等赶快跑到美国。他养老送终在美国。90年代去世。我父亲去世时,我们与二伯父联系过,他还给我们寄治肝癌等的药物。我们写信还要审查。国内好多是我二伯父的学生。当时反美,仇美,藐美(纸老虎),联合国是美国的组织,你二伯父和美国什么关系。所以我毕业分在陕北小县城教书,他们说“这个家伙成分很黑呀”。
       我们从小在学校这个环境长大,书生气十足。对社会不懂。懂的是书上那些正面的东西,在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中没有学会保护自己。
       那时我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五个孩子。我母亲非常坚强,从重庆到西安以后,检查出卵巢肿瘤,当时检查是良性的,手术很成功,但是没有全部拿掉。当时做手术的是陆军医院的副院长,留学回来的,我二伯父的学生。手术用镭射,做了一段时间,再检查发现肠粘连,于是把所有的卵巢、子宫全部拿掉,做放疗。她说我为了五个孩子,吐了也要吃,吃了以后总会剩一点吧。她到95岁去世。她作为西京医院科研的对象。同时和她住院的一千人只有她一个人活下来了。所以医院的医生叫她“千分之一”。
       我后悔当初少和父母有交流,也不敢交流。因为感觉父母有尊严,高不可攀。我父亲不仅是一个慈祥的父亲,他起码在精神上有东西可以传承下来。我很遗憾,在他活着的时候,怎么没和他聊一聊做人的道理,人生的经验。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想了解他们的经验教训,我父亲在那样的环境里,应付当局,他的斗争艺术。我父母没大跟我们讲“公能”,但他们教书育人、家教的方方面面,有这样一个精神在,潜移默化地在给孩子影响。他们很少吵架,如果吵起来用英文,声色俱厉,我们感觉从情绪上、气氛上他们是在吵,但不知他们吵的内容。我们孩子不懂英文,他们不想把不好的语言来影响孩子。文化人用遮羞布的方式,吵完了以后也就是完了,一切都平静下来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长期被忽视,被冷落。现在当初诽谤我父亲的学生还在,90多了。我们第一次回去,见到他,他主动跟我们说,过去的事情,不说了。蜀光中学有位语文老师,当过校长的李英华,研究校史发现了我父亲。当时整我父亲的那些人还在位,还没法把事情完全颠倒过来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,情况有了变化,90年代我父亲的照片第一次挂上了墙,与张伯苓、喻传鉴、陈著常并列。龚和忠说,颠倒的历史还要颠倒过来。(按:龚和忠先生为蜀光中学1954级校友,致力于蜀光校史研究,对韩叔信、王楠、唐世芳等几位蜀光老校长都有深入研究。)
       很多事很有意思。不是说要评价(我父亲)一个人的功过,研究重点应该是,他这个事情对社会的价值,对今天有什么启示,不要说他个人。南开培养的学生就是厉害,而这些人才是有品德、有真才实学的人,张伯苓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很有开创性的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教育家。办教育要一直沿着这个道理走下去,不能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。张伯苓、喻传鉴、我父亲、唐世芳都是这样。

2017年11月18日采访于西安

文章已于2019-05-26修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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