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1937年生在重庆，跟着父母在自贡蜀光中学长大。在蜀光念书，又在重庆南开小学，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到初一。我家里规矩很多。在蜀光，你作为校长的儿子，不能有啥子特殊，规矩，礼貌，尊重。那时我年纪很小，对学校的事情并不清楚，但父母的言教身教对我们影响很深，这也算学校里的家风、家教吧，从小孩子养成比较好的品行。
       我现在回忆，我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父亲当时贯彻张伯苓教育思想，国民党、共产党都盯着蜀光这个阵地。怎么办？我怎么守住这个阵地，不受国民党、共产党的影响？首先他自己不能倒。倒了张伯苓的教育怎么办？他是校长，不能直接和国民党唱对台戏，每周还有总理纪念周。然后我爸实际上是支持共产党人，支持保护进步的学生。他干了很多好事，那时我们小，都不知道。我们那本书（按：韩老和哥哥韩永年先生编著的《韩叔信——张伯苓教育思想忠诚实践者》）上，有不少学生说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干了什么好事。按张伯苓的教育思想，不让党派进学校，国共都不让进来。实际上对共产党并没有拒绝，共产党在学校里是隐蔽的。他实际上把国民党玩了。要有可能他是保护老师保护学生的，在档案里没有一件证据说他举报教师和学生。他救了张三李四，他从来不说。学生当时不知道，现在回忆，当时韩校长是了不起的。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文件已经将韩叔信视为危险人物。但直到解放，也没发现任何韩叔信直接支持共产党的证明，韩叔信还是立于不败之地。
       20年代国共合作时，我父亲是区分部的书记。他在当学生时是学生领袖（按：韩校长大学就读于燕京大学），很积极进步的一个人。4·12以后整个组织破坏了。从此后他不过问政治了，不参与政治了。那有杀头的危险。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。
      （1947年，韩叔信校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，次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。）当时，自贡盐商对蜀光中学的资助出现了问题。当时喻传鉴可能要回到天津南开了，那重庆南开就要交给韩叔信，但没有让他回蜀光，留在重庆南开，我也就到重庆南开上学。蒋介石三次请张伯苓去台湾，两次我都见到了，他给孩子们招呼时没注意碰上车檐了，这在文革还成了我的一个罪状。我父亲心系蜀光，他回蜀光向董事会推荐了唐世 芳当校长（按：接替代校长陈著常）。唐世芳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。唐世芳的铜像立在了杭州。快解放了，在学运中，我父亲在重庆南开代人受过，（离开了南开，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。）
       解放后有一些人嫁祸于人，说了很多不实之词。有的学生后来想回到蜀光来，我父亲看人品，不收。有的原来在我父亲手里没进蜀光的，所以感谢陈著常。这以后韩叔信在蜀光成了臭狗屎。陈校长挺好的，我们两家住对门，他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长大，都很好，现在我们还有联系。
       49年后，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分配有个方案，让他到中央民族学院（今中央民族大学）当总务长。他北大的同学，名教授，劝他留在北京，他说不能够自己提出干啥，服从组织分配。他就说，我是教书的，伺候不了人。所以他研究院毕业以后分去了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。当时要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到（在西安）。人家看他档案，他一生是从事中等教育，控制使用，把他留到西安。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中等处缺人，当了普通干事。但这个干事权力很大，是管西北五省的中等教育的，也包括中专，速成中学。速成中学是培养干部的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在教育处的时候办速成中学，有一整套的教学大纲、教学体系。当时中等教育处的处长叫张华莘，一看，韩叔信，你起草一个东西。我爸接受了领导的安排，就用心去做。你想，刚解放，我父亲满脑子都是张伯苓的东西嘛。我父亲把东西交了上去，处长在会上说，你怎么把国民党的南开的东西拿到我们工农速成中学里来了。我父亲他的认识，那还是先要有规矩。他想，培养人还分解放前后？他的东西就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。这件事，教育处的人还记忆犹新。这件事给这个领导印象很坏。
       后来大区撤销，先是西北军政委员会，然后是西北行政委员会。当时教育部解散时，没有把他分到学校里教书，把他分到西安市教育局，让他筹办教研室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中等教育管理）。他到了西安市教育局，每天报纸、茶水这些事情，他就说，让我去教书吧。把我父亲派到西安市第五中学（东南中学，本是私立）教历史。他还给高55级当班主任。
       张锋伯当时是西安市的副市长，他是我父亲在天津南开的同事。我母亲从重庆坐船经宜昌到武汉，再到郑州转陇海线到西安。我母亲带五个孩子，从窗玻璃里看到一个大个子，就是张锋伯，说叔信接你们来了，他在那边有点事，一会就过来。我父亲从教育部分到五中，没有去找过张锋伯。56年，我父亲在街上碰见了他，问起来了。张锋伯问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在五中教书。张锋伯说，现在正需要人才，你应该到大学去。（56年时周总理有一个讲话，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，好像对文化人开始重视，要重视人才，培养人才，培养新的文化人。56年招生，从企业、机关、事业单位招的学生，可以上大学。）是这样才把他弄到西安师范学院（按：今天的陕西师范大学）历史系教书。他郁闷，但他没有去找过任何人，作为知识分子他很有骨气。你们要怎么弄就怎么弄吧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在西安师范学院不是正教授，也不是副教授，是个讲师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，委员会的干部，如果分到大学教书的，去就是副教授。唯有韩叔信是讲师。这个有原因，上边说的那位处长张华莘，对我父亲印象很坏，在教育部解散的时候，他加了一句，写了“讲师”。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些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老先生对此事记忆犹新，说很为韩老抱不平。他的同学北大等的教授给他写的信，写的地址都是“韩叔信教授收”。我父亲在师大历史系的学生，对我讲，我父亲讲课讲得非常好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解放以后没有受到重用，原因之一是“特嫌”。没有人为他证明。第二个原因,解放前,虽然他是办教育,但接触的多是大人物,有些事说不清,没有人为他证明。档案上用他的结论是，不能重用，控制使用。过去你不是共产党员，有些档案你是不能查的。为了写关于我父亲的书，通过我妹妹去查，她是党员。（这样我才了解到这些。）解放前的历史总要翻出来。你要不是跟国民党有关系，怎么会让你当校长？张伯苓当过考试院院长，让你当校长当教务主任？说解放前夕回来，是带着特务使命回来的。他有张在尼亚加拉瀑布下的照片，都穿着雨衣照相，照片说明你是3K党。我父亲是这样的，你要我承认的，我没有，我不用申诉，要枪毙也可以。我父亲很郁闷。在解放前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保护学生，但是受到这样的待遇。他的郁闷是新旧社会改变以后对他的压力。
       1965年我父亲很可惜去世了。去世前发现问题，因为困难时期，肝脏出现问题，医生出于好意，给他补充葡萄糖。后来肝硬化，腹水，最后去世。我父亲当时什么病都没有，我现在想，用中医来说，是因为郁闷，生了很多闷气，伤到他到他的肝和胃。他那一代人，经历的事比较多。他还有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，有些话他不能讲，也没有人讲，所以就去世了。
       当时我从延安过来看他，他跟我讲过，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，把工作做好，把你母亲照顾好。65年，在医院讲的。当时心情是非常悲痛。我想他是很压抑的，尽管很郁闷，他不折腾这事，不仰人鼻息，很安静地、沉静地做好这一生。我们孩子也是，按部就班地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。
       父亲的历史又给孩子们带来灾难。我要求进步，要求靠拢组织。但结果是这样，我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，55年上高中加入共青团，57年，因为我不够团员标准，把组织闹得不纯洁，不先进，劝我退团。文革开始我就被打成了“三反分子”（反党，反社会主义，反毛泽东思想）。一直努力搞好工作，工作搞得不错。领导说，继续接受考验，直到90年代，一直没有达到党员标准。后来拉我我也不入党，我老伴也一直没有入党。
       我大伯父韩伯信是地主成分，担任过长老会会长。长老会，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以为和一贯道是一个等级的反动组织。长老会会长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，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做的，这些人没有文化，不懂得。二伯父韩仲信，后改名韩立民，留学英国皇家医学院，国民党时担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，后成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东南亚地区的专员。后来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的御医，埃塞俄比亚医科大学的校长。当时好像学中国，搞造反，二伯父等赶快跑到美国。他养老送终在美国。90年代去世。我父亲去世时，我们与二伯父联系过，他还给我们寄治肝癌等的药物。我们写信还要审查。国内好多是我二伯父的学生。当时反美，仇美，藐美（纸老虎），联合国是美国的组织，你二伯父和美国什么关系。所以我毕业分在陕北小县城教书，他们说“这个家伙成分很黑呀”。
       我们从小在学校这个环境长大，书生气十足。对社会不懂。懂的是书上那些正面的东西，在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中没有学会保护自己。
       那时我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五个孩子。我母亲非常坚强，从重庆到西安以后，检查出卵巢肿瘤，当时检查是良性的，手术很成功，但是没有全部拿掉。当时做手术的是陆军医院的副院长，留学回来的，我二伯父的学生。手术用镭射，做了一段时间，再检查发现肠粘连，于是把所有的卵巢、子宫全部拿掉，做放疗。她说我为了五个孩子，吐了也要吃，吃了以后总会剩一点吧。她到95岁去世。她作为西京医院科研的对象。同时和她住院的一千人只有她一个人活下来了。所以医院的医生叫她“千分之一”。
       我后悔当初少和父母有交流，也不敢交流。因为感觉父母有尊严，高不可攀。我父亲不仅是一个慈祥的父亲，他起码在精神上有东西可以传承下来。我很遗憾，在他活着的时候，怎么没和他聊一聊做人的道理，人生的经验。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想了解他们的经验教训，我父亲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应付当局，他的斗争艺术。我父母没大跟我们讲“公能”，但他们教书育人、家教的方方面面，有这样一个精神在，潜移默化地在给孩子影响。他们很少吵架，如果吵起来用英文，声色俱厉，我们感觉从情绪上、气氛上他们是在吵，但不知他们吵的内容。我们孩子不懂英文，他们不想把不好的语言来影响孩子。文化人用遮羞布的方式，吵完了以后也就是完了，一切都平静下来。
       我父亲长期被忽视，被冷落。现在当初诽谤我父亲的学生还在，90多了。我们第一次回去，见到他，他主动跟我们说，过去的事情，不说了。蜀光中学有位语文老师，当过校长的李英华，研究校史发现了我父亲。当时整我父亲的那些人还在位，还没法把事情完全颠倒过来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况有了变化，90年代我父亲的照片第一次挂上了墙，与张伯苓、喻传鉴、陈著常并列。龚和忠说，颠倒的历史还要颠倒过来。（按：龚和忠先生为蜀光中学1954级校友，致力于蜀光校史研究，对韩叔信、王楠、唐世芳等几位蜀光老校长都有深入研究。）
       很多事很有意思。不是说要评价（我父亲）一个人的功过，研究重点应该是，他这个事情对社会的价值，对今天有什么启示，不要说他个人。南开培养的学生就是厉害，而这些人才是有品德、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张伯苓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很有开创性的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教育家。办教育要一直沿着这个道理走下去，不能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。张伯苓、喻传鉴、我父亲、唐世芳都是这样。

2017年11月18日采访于西安

文章已于2019-05-26修改